戊戌政變後,康有為在清廷緝捕下逋亡海外,不斷尋求海外武裝力量干涉,助其勤王之舉。為獲取英國支持,不諳西語的康有為在英籍譯者陳恩榮的陪同下遠赴英國,之後在文島休養期間,陳恩榮短暫待在康有為身邊直至返回香港。對這位康有為海外流亡時身邊的「特殊」譯者,現有研究並未觸及,更無法經由譯者的角色與動機正確認識其作用,挖掘背後的歷史痕跡。得益於新史料的出現,這位譯者在歷史中逐漸顯形。本文以香港歷史檔案館、香港公共圖書館數碼館藏及其它開放資源庫所藏相關報紙和電函為核心史料,考察譯者陳恩榮生平與其在康有為身邊的多重身分,解讀作為香港富商何東代言人的陳恩榮為康有為譒譯的動機,並透過這一譯員鈎沉英國之行中香港商界與流亡政客各自懷揣著的不同目的和佔據的立場。希望能引起學界對康有為海外流亡時身邊譯者關注,以及進一步挖掘勤王運動中翻譯現象的興趣。

在「人類世」的語境下動物能動性的翻譯工作面臨新挑戰,特別是人類中心主義向後人類中心主義的認知轉型,提供了實現與動物主體更細膩倫理共感的機遇。本文以「生態翻譯」、「生態語言學」與「敘事動物行為學」等生態取向理論為框架,考察厄內斯特．湯普森．西頓的動物故事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1898）的中文譯本中動物行為、社會規範與家庭價值觀的呈現方式。文章重點分析原作及譯本中擬人化傾向與動物能動性的互動關係,主張在寫實動物故事等類似文本的翻譯中採用生態翻譯方法。該方法避免將動物簡單塑造成自動化的人類文化產物,而是通過解析和揭示原文本中所蘊含的動物能動性,或從該文類旨趣推演其能動性。最後,本文提出若干翻譯策略,將動物能動性定位為生態翻譯實踐之不可或缺要素。

本文探討李娟的非虛構敘事作品《冬牧場》的英譯。通過分析原作本身的翻譯和民族誌特徵,指出李娟在《冬牧場》的書寫中承擔了翻譯者和民族誌學者的雙重角色,並認為《冬牧場》的英譯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元翻譯行為。基於敘事學經典概念「隱含作者」,本研究通過《冬牧場》中英文本對比發現,英譯本借由一系列副文本干預,呈現出一個更具民族誌學者特質的隱含作者形象,此舉實為譯者強化作品民族誌價值的策略性操作。本研究凸顯了《冬牧場》作為翻譯對象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揭示了具有民族誌特色的非虛構敘事作品在翻譯中可能面臨的挑戰,同時彰顯出隱含作者概念的重要性,為非虛構敘事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認識論上的重要案例,並希望為該領域的翻譯實踐提供啟示。

本文考察翟理斯與弗萊徹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編譯的中國詩歌譯選集,旨在探討翻譯選集中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文章所討論的均為單一譯者選集,兩位漢學家既是編選者,也是英譯者。文章分析他們如何運用各種方法營造選集這一空間：如採用「珍寶」之喻,又如詩篇的選擇與編排、版面之設計、篇名之擬定、韻律之呈現,以及副文本與文本之互動。這些特徵與方法體現的是譯者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話語實踐,他們在翻譯選集這一微觀世界裏,協調不同文化中的知識與價值,探索新的翻譯方法與詩學,並與其他譯者展開互文對話。

1960年代上半期的中國高校文科教材編譯工作,為著「調整」方針而發生和展開,對實現教育「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選題規劃上,它貫徹了「調整」中的教育正規化、獨立自主和聯繫實際的思路。在編譯實踐上,它發揮了「調整」中舉國體制的優勢,與原創教材編寫展開良性互動,形成了紮實的學風,培養了一批年輕人才,並團結了舊知識份子老教師。但由於「調整」的局限性,它同樣存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以及思想不夠解放等問題。隨著「調整」階段的結束,教材編譯也逐步走向衰落,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重新啟動。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處理低資源語言對的專業術語翻譯時,面臨一個根本性限制：高度專業化的詞彙在訓練語料庫中出現頻率過低。本文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一個混合框架,將計算詞典學與神經機器翻譯相結合,以解決系統性的術語不一致現象。該方法包含四階段自動提取流程：基於詞典的匹配、語音相似性分析、統計顯著性檢測以及專有名詞解析。經專家驗證後,這些流程構建出富含元數據的術語數據庫。數據庫支持兩階段翻譯系統：首先通過標準神經微調處理風格和句法,隨後基於元數據（名稱、傳統、時期）進行自動後處理,實現術語控制。在古代語言至中文的聖經翻譯測試中（希伯來語、希臘語、拉丁語）,該系統的術語覆蓋率較詞典基線提升了1.13倍至1.68倍。本框架並非旨在取代商業大型語言模型,而是提供一種互補方法：通過元數據驅動的術語控制彌補現有模型在專業領域的系統性缺陷。此類方法論有望直接整合至未來模型的訓練或推理流程中。該模塊化架構或可擴展至其他具有相似特徵的專業領域,如有限並行語料庫和高術語變異性的法律、醫學及技術領域。

本文探討克里斯多福•馬克特（Christopher Markert）於1986年出版的《易經》展演式翻譯,如何運用視覺與文字型內副文本,建構出一種文化正當性的假象。馬克特的版本提出若干意識形態論述,以批判西方文化,而這些論述並未見於既有的漢學研究中;與此同時,該譯本又通過多項陳述暗示其曾參照中文材料,並納入大量中國視覺元素,例如脫離語境的漢字,以及幾乎每個跨頁都可見的傳統中國繪畫複製品。藉由熱拉爾•熱奈特（Genette）的副文本理論、皮爾士符號學,以及麥坎內爾（MacCannell）的「展演式真實性」概念,本研究主張：這些內副文本策略並非作為有意義的文本指涉而運作,而是作為「中國性」的符徵,模擬出文本與中文來源之間的指示性連結。本文特別指出,馬克特系統性地以視覺元素充斥版面,營造出一層極具說服力的文化正當性外衣,使這一實際上屬於展演式翻譯的譯本,得以在國際間作為中國經典的真實再現而流通。本研究揭示了一種副文本策略：文化符號被用來營造出文本具有真實性與正當性的表象,從而繞過那種真正建立在來源材料之上的指示性關係,而這種關係傳統上正是翻譯作為一種實踐的基礎。本個案研究通過將副文本分析延伸至文學框架之外,並引入「展演式翻譯」的概念,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討論範圍,同時表明視覺元素尤其可以作為一種正當化機制,展演出文本原本並不具備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