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世」的語境下動物能動性的翻譯工作面臨新挑戰,特別是人類中心主義向後人類中心主義的認知轉型,提供了實現與動物主體更細膩倫理共感的機遇。本文以「生態翻譯」、「生態語言學」與「敘事動物行為學」等生態取向理論為框架,考察厄內斯特．湯普森．西頓的動物故事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1898）的中文譯本中動物行為、社會規範與家庭價值觀的呈現方式。文章重點分析原作及譯本中擬人化傾向與動物能動性的互動關係,主張在寫實動物故事等類似文本的翻譯中採用生態翻譯方法。該方法避免將動物簡單塑造成自動化的人類文化產物,而是通過解析和揭示原文本中所蘊含的動物能動性,或從該文類旨趣推演其能動性。最後,本文提出若干翻譯策略,將動物能動性定位為生態翻譯實踐之不可或缺要素。

1960年代上半期的中國高校文科教材編譯工作,為著「調整」方針而發生和展開,對實現教育「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選題規劃上,它貫徹了「調整」中的教育正規化、獨立自主和聯繫實際的思路。在編譯實踐上,它發揮了「調整」中舉國體制的優勢,與原創教材編寫展開良性互動,形成了紮實的學風,培養了一批年輕人才,並團結了舊知識份子老教師。但由於「調整」的局限性,它同樣存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以及思想不夠解放等問題。隨著「調整」階段的結束,教材編譯也逐步走向衰落,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重新啟動。

本文探討李娟的非虛構敘事作品《冬牧場》的英譯。通過分析原作本身的翻譯和民族誌特徵,指出李娟在《冬牧場》的書寫中承擔了翻譯者和民族誌學者的雙重角色,並認為《冬牧場》的英譯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元翻譯行為。基於敘事學經典概念「隱含作者」,本研究通過《冬牧場》中英文本對比發現,英譯本借由一系列副文本干預,呈現出一個更具民族誌學者特質的隱含作者形象,此舉實為譯者強化作品民族誌價值的策略性操作。本研究凸顯了《冬牧場》作為翻譯對象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揭示了具有民族誌特色的非虛構敘事作品在翻譯中可能面臨的挑戰,同時彰顯出隱含作者概念的重要性,為非虛構敘事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認識論上的重要案例,並希望為該領域的翻譯實踐提供啟示。

本文考察翟理斯與弗萊徹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編譯的中國詩歌譯選集,旨在探討翻譯選集中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文章所討論的均為單一譯者選集,兩位漢學家既是編選者,也是英譯者。文章分析他們如何運用各種方法營造選集這一空間：如採用「珍寶」之喻,又如詩篇的選擇與編排、版面之設計、篇名之擬定、韻律之呈現,以及副文本與文本之互動。這些特徵與方法體現的是譯者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話語實踐,他們在翻譯選集這一微觀世界裏,協調不同文化中的知識與價值,探索新的翻譯方法與詩學,並與其他譯者展開互文對話。